2023年高考，张雨峤考了658分，位列河北省第56至67名区间（该分段共有11名考生同分并列），同时也是石家庄一中文科全校第一。如今，张雨峤已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；2025年秋季，她作为交换生前往芬兰坦佩雷大学学习。曾经，她是标准的“卷王”——小学一直保持年级前三，初中名列前茅，高中被石家庄一中最好的文科班签约录取。
放弃稳妥保研路线、远赴异国交换，成为她挣脱内卷困局的转折点。现在，她正在学习一件事，不卷，“成绩不是定义成功的唯一标准。”
“懂事”的孩子
无法容忍自己“比别人差”
张雨峤的成长轨迹，是标准版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小学四年级，她进入大队部，从班委到大队委，再到大队长，肩上的两道杠变成三道杠。她获评市三好、省三好，小升初时，获奖证书已经厚厚一沓。初中第一次考试就拿下年级第一，此后一直稳居前列。
光环的背后，是从三年级就被排满的日程：奥数、英语、作文、速读速记，还有书法、舞蹈、古筝。周一到周五，放学后直接赶去上课。周六周日的时间同样排得满满当当，只有周六下午能留出片刻空闲，约上好友去公园散心透气。
“妈妈看我最好的朋友报什么，她就给我报什么。但我也愿意上，总担心一旦停下，就会被同龄人落下。”张雨峤说。这种“怕被落下”的心理，贯穿了她的整个学生时代。奥数曾经是她学得最痛苦的课——她拿到省赛一等奖，但身边最好的两个朋友拿到的是国赛金奖。她为此焦虑、自责，无法容忍自己“比别人差”。
在父母眼里，张雨峤从小就是一个不用操心的孩子，会自己把学习安排得井井有条。这份人人夸赞的“懂事”，虽让父母省心，却也悄悄化作一种压力：父母寄予厚望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
进入高中的第一次数学考试，张雨峤考了个不及格。她哭得很伤心，甚至怀疑自己智力有问题。但真正的挑战，不在学科知识，而在心态。高二分班后，她的成绩开始起伏——有时年级第一第二，有时掉到十几二十名。每次排名出来，她的情绪都会被一张成绩单裹挟。考好了，能精神一阵子；考差了，整个月都消沉。而她定义的“差”，可能只是从第二掉到第八、第九。
高三课业测验密度拉满，三天一大考，每天都小考。她形容自己“考麻了”。但正是这种麻木，反而让她学会了调节心情。她开始请假去看音乐剧、电影——在分秒必争的高三，这样放松自我的举动，近乎是一种“奢侈”。
也是在那段时间，她试着对自己说：知识是学不尽的，她甚至想过即使最后只考上省内一所双非大学，“我也会很乐意去那里就读，只要有一所图书馆就够了。”
不想被落下
当“优秀”成为一种“负担”
2023年9月，张雨峤进入中国人民大学。在这里她发现，评价标准看似多元，成绩、科研、竞赛、学生工作、社团等，但每一条赛道上，大家都朝着“比优秀的人更优秀”的目标追赶。
她不想被落下，什么都想抓，结果成绩只是中上，竞赛最好也只拿到二等奖。大二下学期，张雨峤的状态开始变糟糕。她开始报复性熬夜，课内知识掌握不扎实，每次都拖到期末突击复习。
她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怕成绩不如周围的人，怕让父母失望，怕辜负老师的期待。这些“怕”，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绳索，把她“捆”得越来越紧。
终于，在又一次熬夜之后，身心俱疲的她决定改变。改变的方式是离开。“到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我的地方，从零开始。”
正好学校有出国交换学习的名额。她第一志愿填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学——一所历史悠久的欧洲名校。她做了充分准备，专门研究了课程设置，也评估了竞争形势，结果没选上。
若是放在从前，这次落选定会成为沉重打击。她会反复复盘：我哪里不够好？差在哪里？但这一次，她的反应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。
学校发来交换项目的调剂通知，选项里有一所她几乎没听过的学校——芬兰坦佩雷大学，QS排名全球400多。她坦言当时内心难免失落，却依旧下定决心奔赴芬兰。
父母不赞同她在这个时间出国交换，认为会耽误保研。她自己也算过一笔账：大三上学期出国，会错过专业核心课，而这些课只在秋季学期开设，补修要等到大四。她的成绩专业排名28%左右，保研率是35%，刚好卡在保研边缘区间。一旦选择出国交换，保研资格大概率就没了。
以前的她会怎么选？应该是放弃交换，留在国内，稳稳当当地保研，走那条最安全、最“正确”的路。但这一次，她选了另一条路。2025年的秋季，张雨峤飞去了芬兰。
适应新环境
在松弛中重新学习生活
到达芬兰的一路并不顺利。在奥斯陆转机时，工作人员拦住她，说她多拿了一个手提袋，沟通无果后，收了她60欧元的行李附加费。在赫尔辛基，看不懂芬兰语的站牌，一路询问才找到方向。到了坦佩雷打车去公寓，司机看她行李多，要多收5欧元才肯送。她给了，但后来才知道这不合规矩。
第二天，张雨峤醒得很早。推开窗的刹那，她瞬间失神，窗外的风光与国内截然不同。
在这里，她原本担心自己英语不够好，甚至打算全程录下授课内容，课后反复回放听讲。后来她发现，认真对着课件和材料听讲，应付考试绰绰有余。
生活突然慢了下来。她最喜欢做的事，说出来自己都觉得好笑——逛超市。在国内，她觉得逛超市“浪费时间”。但在芬兰，她可以站在冷柜前十几分钟，拿手机一个字一个字翻译芬兰语标签，比价格，算哪盒肉更划算，琢磨买回去能做什么菜。那种感觉，是以前从没体会过的。她第一次觉得，原来“生活”本身就值得花时间。
后来她在一家寿司店后厨打工，时薪12欧元，一天五六个小时，一周三四天。师傅是个贵州人，管她两顿饭，做肥牛饭时还不忘滴几滴中国超市买的麻油。晚上收工后，师傅会为她打包一份餐食，里三层外三层用保鲜膜裹得严严实实。她提着餐盒坐上电车，玻璃窗上映出自己模糊的倒影，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。不是难过，是那种被人记挂着的温暖。
心理发生变化
一次次练习“为自己说话”
有一次，张雨峤坐公交去学校。她几天前崴了脚，想找个座位休息一下，可车上唯一的空位被邻座放了一个包。她礼貌地请对方拿开，对方看了她一眼，没动。搁在以前，她可能会想算了吧，别坐了。可那天，她忽然意识到，身处异国他乡，不会有人主动为她出头，也没有人会替她解决。她直视对方的眼睛，再次清晰提出诉求，对方这才挪开包。
这一次的事情很小，但对张雨峤来说，是一次真正的转折。此后，她发现自己的英语口语忽然流畅了起来。不是词汇量涨了，也不是语法变准了，而是她敢说了。她不再担心发音标不标准、句式完不完整，她只在意一件事，对方听懂了没有。
更重要的是，她在心理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开始意识到，自己的感受是重要的，自己的需求值得被表达，自己的边界需要被捍卫。
那趟公交车只是一个开始。在接下来的旅途中，张雨峤一次又一次地练习“为自己说话”。
在挪威，她和四个德国女孩吵了一架。旅游后的返程，她和朋友的座位被对方的包和衣服占满。朋友性格内敛，拉着她要去坐大巴车的台阶。她反问：“你要在那个地方窝17个小时吗？”
她态度强硬地跟对方理论，对方为首的女孩，看她态度坚决，把包拿走了。吵完之后她也心里忐忑，但后来，那个女孩过来借用充电插口，态度非常好。
在瑞典，她遇到了言语性骚扰。第二天她独自去警局报警，完整地用英语叙述经过。走出警局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害怕了。
这些事情，她都没跟父母说。“他们在情绪上能提供支持，但解决问题只能靠自己。事情发生的那一刻，求助任何人都是没用的。”
在芬兰，张雨峤认识了许多让她重新思考“优秀”定义的朋友。
她结识了一位名叫Hope的姐姐，大学毕业工作好多年后，到芬兰读第二个本科。她选择出国，是因为她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。张雨峤佩服她从零开始的勇气，“我到她这个年龄时会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还有一名叫Anna的姑娘，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，来到芬兰读第二本科，一边读书一边打工，最后过上了她想要的生活。她们的努力让张雨峤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，成绩从来不是评价一个人的唯一标准。
从身边反内卷
不要和任何人去作比较
在芬兰的那个冬天，张雨峤做了一件以前绝不会做的事，在零下二十几度的雪地里，等了三个小时拍到极光。照片里，绿色和紫色的光带横贯天际，像一条流动的河。她把照片发到朋友圈，收获一片点赞。
她突然意识到，这或许是一个机会。以前她只会比成绩、比竞赛名次。而现在，她想晒另一种东西——一种松弛、自由、不为竞争而活的姿态。她想让那些还在题海里挣扎的学弟学妹们看到：人生不止一条路，优秀也不止一种定义。
在芬兰的这不到半年时间里，张雨峤最大的收获不是学分，也不是旅行经历，而是一种全新的自我认知。
“以前成绩不好会带来一种‘不配得感’——你成绩不好就不配出去玩，不配开心。现在发现这完全是本末倒置。”
她发现，自己其实是喜欢学习的。不是喜欢竞争，而是喜欢获取知识的感觉，喜欢那种知识在脑海里融会贯通、形成体系的状态。做题时进入状态后，那种快乐比考高分更稳定、更持久。
出国交换让她体验到了另一种活法。回国后，她变了，她把“自己的感受”放在第一位。
“自己足够自洽，就不太需要他人的理解。在乎亲近之人，不代表要在乎他们对你的评价。”对父母，她减少了倾诉，学会了筛选相处方式，让两边都轻松一些。
从芬兰回来后，张雨峤第一次跟父母提出：“别给妹妹报那么多课外班了。”父母不置可否。他们虽然已经开明，但成绩怎么可能不重要？没有人真的觉得“成绩不重要”。
张雨峤没指望一次就说动他们。但她发现自己变了——不再焦虑，不再崩溃，不再被排名牵着走。这些变化，父母也看在眼里。
慢慢地，他们的态度开始松动。嘴上没说，但对待妹妹的方式悄悄在变。偶尔，父母会主动问她：“你觉得这件事该怎么处理？”
对妹妹，她以鼓励和理解为主。“可能在家里，我是在心理上离她最近的人。”所以她告诉妹妹，“不要和任何人去作比较，你有自己的路。”
她也和亲近的朋友聊过“不要卷”的话题。朋友们的反馈大多是正向的，“我们就事论事，不会刻意去劝。”
姑姑家的孩子今年高考，压力很大，她也劝姑姑：“别太卷孩子。”有人质疑她：“你自己卷出来的，现在说不要卷，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？”“不卷只是不要只看成绩。判断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方式不只是成绩。”张雨峤说，尤其是不要“内耗”。“我们终其一生，不是为了活成彼此的参照。”
从芬兰回来后，张雨峤每周至少骑行一次。不看速度，不比距离。
如今的她，不再需要高中时代那段没有路灯的路了。那时候，从大门口走到单元门口的五分钟，是她一天当中唯一可以放空的时刻——没有路灯，没有单词，没有MP3，只有自己。“我现在随时可以放松。不用等没有路灯的路。”
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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